朝鲜时代的科举为何如此特别，儒生们又是如何进京赶考的？从闻庆鸟岭到栗谷李珥与“乱场判”

简短回答：以考试与双盲阅卷取代世袭选拔官员、塑造儒生赶考文化五百年的科举制度

朝鲜时代的科举制度自高丽光宗九年（958年）引入半岛，从1392年朝鲜建国一直延续至1894年甲午改革废除，在五百余年间始终是选拔国家官僚的核心门户。《经国大典》礼典与兵典明确规定，通过每三年定期举行的式年试施行小科（生员、进士试）、文科（大科）、武科与杂科（译科、医科、阴阳科、律科），并依靠弥封考生姓名的“封弥”以及由书吏用朱砂红墨重新誊录试卷以遮蔽笔迹的“易书”制度，严格保障阅卷的公正性。

通过地方初试（乡试）的儒生为了参加汉阳覆试，往往要徒步数周进京赶考。尤其岭南（庆尚道）儒生忌讳翻越寓意“如秋风落叶般落榜”的秋风岭和“如竹竿般滑落”的竹岭，特意绕行翻越海拔642米、寓意“听闻吉庆喜讯（闻庆）”的闻庆鸟岭。在这五百年间，既诞生了九次科举全部夺得第一名的栗谷李珥（九度壮元公）与八旬高龄及第者等传奇人物，也在朝鲜后期数万人涌入考场（科场）的混乱中衍生出了现代韩语里形容一片混乱的日常词汇“乱场判”。

1. 朝鲜科举为何如此特别：良人开放原则与“封弥、易书”双盲阅卷机制

根据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事典》与国史编纂委员会《我们的历史网》记载，朝鲜科举制在前近代世界官僚制度史中格外突出的首要原因，在于其法制上的开放性与多轨结构。《经国大典》规定，除重罪犯与贪官污吏子孙、再嫁失行女子之子孙以及庶孽（后期逐步放宽）等法定缺格事由外，原则上良人（平民）以上皆可应试。除了考察儒家经典与制述（政论策问）的小科、文科外，国家还并行设置考察射箭、骑枪与兵书的武科，以及选拔翻译、医学、天文地理与法律人才的杂科，通过考试全面选拔文、武与实务官员。

每三年一次的定期考试“式年试”（于子、午、卯、酉年举行）分为严密的三级程序。第一阶段初试（地方称乡试，汉阳称汉城试）按各道人口比例分配名额；初试合格者于次年春季齐聚汉阳，在礼曹或成均馆参加第二阶段覆试，其中文科在此选出最终33人；第三阶段殿试由国王亲临景福宫勤政殿、昌德宫仁政殿或成均馆丕阐堂前庭亲自出题，将33名及第者评定为甲科3人（第一名壮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乙科7人、丙科23人。

朝鲜科举最令人瞩目的制度设计，是为了阻断考官人情私弊而建立的双重、三重匿名盲审机制。考生在巨大卷轴试卷（试券）右端写下自己的姓名、生年、本贯及四祖（父、祖、曾祖、外祖）信息后，将该处折叠并用浆糊严密粘封、加盖官印，称为“封弥”或“弥封”。不仅如此，为防止考官通过辨认亲友或门生的字迹给分，负责官员会在封弥与正文交界处编上《千字文》字号，随后将封弥裁下单独保管（割封），再命书吏用朱砂红墨将试卷正文一字不差地重新誊抄在白纸上，这一过程称为“易书”（更换字迹）。经校对官核对原卷与朱草本无误后，考官（试官）手中拿到的只有红字誊录卷；直到评定全部结束，才重新核对封弥揭晓姓名，堪称前近代版的条形码双盲阅卷。

2. 儒生赴汉阳赶考的日程与轶事：为何避开秋风岭、竹岭而翻越闻庆鸟岭？

对于在秋季各道乡试中合格、或准备前往成均馆与王宫参加谒圣试、别试的地方儒生而言，“科举路”是一场耗时半月至一个月的徒步远征。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时代，儒生们背着装有试券用高级传统韩纸、文房四宝、多双草鞋、炒米粉干粮与铜钱的行囊，头戴传统黑笠（笠帽），朝着汉阳都城四大门每天步行七八十里（约30公里）。

漫漫赶考路上最著名的历史典故，莫过于岭南（庆尚道）儒生翻越小白山脉时的山口选择。从岭南经忠清道前往汉阳主要有三条山路：东边的竹岭、西边的秋风岭，以及中间的鸟岭（闻庆鸟岭）。然而赴考儒生宁可舍弃坡度较缓的秋风岭与竹岭，也要翻越最为险峻的海拔642米闻庆鸟岭。因为他们忌讳翻越秋风岭会“如秋风落叶般落榜”，翻越竹岭会“如踩竹竿般滑落名次”；相反，“闻庆”二字字面意为“听闻吉庆的喜讯”，因此儒生们磨破草鞋也要穿过闻庆鸟岭的第一关门（主屹关）、第二关门（鸟谷关）与第三关门（鸟岭关），祈求金榜题名。

赶考途中的酒幕（客栈酒肆）与院（官办驿站）也留下了许多趣闻。每逢数百名儒生结伴北上的考季，岭南大路与湖南大路沿途的酒幕座无虚席。盘缠用尽的寒门书生常向酒幕老板娘立下字据，承诺“待今番壮元及第衣锦还乡之时双倍奉还饭钱”；同乡儒生还会结成“同行契”，成群结队以防范山贼与猛虎。此外，儒生们若在考试当天才抵达汉阳，往往会因长途跋涉的疲惫与水土不服而无法稳握毛笔，因此他们通常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进城，在成均馆周边的泮村或亲戚家中住下，一边让身体适应汉阳的水土饮食，一边研读历届优秀答卷汇编（抄集）。

3. 朝鲜科举的传奇人物与事件：“九度壮元公”栗谷李珥与“乱场判”的词源

在五百年朝鲜科举史上留下最传奇纪录的人物，当属儒学大家栗谷李珥（1536—1584）。据江陵乌竹轩市立博物馆与《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事典》记载，李珥自13岁（1548年）考中进士初试起，在生员试、进士试、文科初试、覆试、殿试等九次科举考试中全部夺得第一名（壮元），被世人尊称为“九度壮元公”。尤其是他在23岁（1558年，明宗十三年）别试初试中撰写的策问《天道策》，系统阐述自然宇宙运行之理与君主治国之道，令考官叹为观止，甚至传抄至中国明朝使臣手中；29岁（1564年，明宗十九年）参加式年文科时，他又创下初试、覆试、殿试三场连夺第一的“三场壮元”壮举。

朝鲜儒生对科举的执着同样体现在最年少与最高龄及第者的极端纪录上。朝鲜晚期的文章家李建昌（1852—1898）于1866年以虚岁15岁（满14岁）考中别试文科，成为少年登科的代表；而另一些儒生则穷尽一生精力，直到白发苍苍的八旬高龄才拿到及第证书。《朝鲜王朝实录》中多次记载国王向八十岁以上应试或及第的老儒特赐官职或红牌（红色大科合格证书）、白牌（白色小科合格证书），以表彰其毕生向学之志。现存最早的实物合格证书之一——1435年（世宗十七年）颁发的“李稔武科红牌”，直观展现了当年及第者家族如何将红牌视为传家荣耀世代珍藏。

然而到了朝鲜后期，随着应试人数激增以及别试、谒圣试、春塘台试等单日特别考试频繁举行，考场（科场）上的失控乱象竟演变成了现代韩语常用词“乱场判”的起源。每逢成均馆或春塘台开考，数万名考生、随从与围观者同时涌入考场。为了抢占向阳且靠近试官席位的风水宝地，被称为“先接军”的占地人手提前一夜冲入场内，插起巨大的油纸伞圈地筑垒，甚至爆发群殴；场内还出现了由代笔名手“巨擘”（负责撰文）与书法高手“写手”（负责誊写）组成的替考团伙。当时人们将这种考场彻底失控的混乱状态称为“乱场”（意为混乱的科场），进而衍生出今日韩语中形容场面一片狼藉的词汇“乱场判”。至1800年（正祖二十四年）人日制等后期考试时，短短两天内提交的试卷便超过一万张，科举制的过度膨胀与结构性弊端最终成为1894年甲午改革废除科举、引入近代文官任用制度的重要历史背景。

总结：制度理想与人间悲欢交汇的五百年赶考路

朝鲜的科举制度超越了仅凭门第垄断官职的贵族传统，试图通过经典学识、策论、武艺与专业实务选拔国家人才。弥封姓名的“封弥”与红墨重抄的“易书”凝聚着古人维护考试公平的制度匠心，而舍弃秋风岭与竹岭、徒步翻越险峻闻庆鸟岭的儒生足迹，则寄托着将家族荣耀与毕生心血系于一纸红牌的恳切期盼。

从九夺壮元的栗谷李珥，到白发苍苍的八旬考生，再到朝鲜后期大伞林立的“乱场判”考场，五百年科举史浓缩了朝鲜社会的光荣与困境。如今漫步于首尔成均馆丕阐堂、明伦堂或闻庆鸟岭的三座石造关门之间，依然能清晰感受到当年赶考书生追求公平机遇的历史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