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在16岁以上男子腰间的国家管控与身份秩序标志

朝鲜的号牌(又称户牌)在法制上是规定16岁以上男子必须佩戴的小型身份证。按规定,从王族、官人到良人、奴婢,所有阶层的男子都必须佩戴这种牌子。但国家制作号牌,并不是为了平等对待所有人。号牌根据佩戴者的身份,严格区分了材质和记载内容。高级官僚只写最少的信息,而平民和奴婢则连身体特征也要详细写明。

据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的《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事典》记载,朝廷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而推行号牌的。国家试图借此掌握户口数量,防止百姓离开原籍成为流民。同时,号牌还用于征调军役等赋役,维护身份秩序与乡村稳定。根据英文维基百科的记载,号牌上写有姓名、出生年月日、出生地、身份和居住地。这些记录有助于政府征税,并找出逃亡的奴婢。

根据法令,号牌一旦领取就必须随身携带,本人去世后则须交还国家。相关原文与文物记录可在《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事典》、国家遗产厅的国家遗产门户网站以及维基百科中直接查阅。高丽末期的渊源、太宗时期的规格、世祖时期的整顿以及《续大典》中的刑罚,展现出这一制度的运作原理。若将武臣柳珩的象牙号牌、与明清腰牌的差异以及实录中的统计数据结合起来看,号牌的真实面貌便会清晰显现。

太宗时期的号牌规定及不同身份在材质与记载事项上的差异

《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事典》对号牌的佩戴对象与等级差异原则作了如下说明:“从王族、官人到良人、奴婢,16岁以上的所有男子均佩戴号牌。然而其材质、记载内容、刻印位置、主管官署、发放顺序以及对违反号牌法者的处罚规定等,因身份或实施时期的不同而略有差异。”英文维基百科将这种材质区分加以简化,概括为:高级官僚使用象牙,低级官僚使用鹿角,平民使用小木牌,奴婢使用大木牌。

牌子的规格和记载内容也因身份而异。韩文维基百科如此介绍朝鲜初期的规定:“根据太宗时期的规定,其形制为长3寸7分、宽1寸3分、厚2分。2品以上记载官职、姓名;3品以下的朝官、成众官、有荫子弟记载官职、姓名、居住地;庶人除上述内容外,还记载面色、有无胡须;5品以下的军官补充记录所属部队、身高,杂色人补充记录职役与所属,奴婢则补充记录主人、年龄、居住地、面色、身高、有无胡须。”这里的“寸”和“分”是传统长度单位。“有荫子弟”是指凭借祖先功德享受优待的子弟,“职役”则指所承担的职务与赋役。

据《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事典》记载,发放程序也由官府和民间分工运作。首尔由汉城府负责,地方则由观察使和守令管辖。具体事务由里正、统首、管领、监考等实务人员负责。每个人先将牌上要写的内容写成名为“单子”的文书提交,只有2品以上和三司官员由官府制作牌子。其余人等则须自行制作牌子,与单子核对后,盖上火印即“烙印”方可使用。

这一规定表明,号牌是将身份差距视觉化并加以固化的工具。高级官僚在官府制作的象牙牌上只写官职和姓名,而庶人和奴婢却要在自己削制的木牌上连外貌特征都写出来。从中可以看出,国家试图掌握并束缚的核心对象,正是承担国役与劳动的基层百姓。

刻有汉阳、水原、海美居民姓名与身份的三件朝鲜时代号牌文物
分别刻有籍贯、身份、姓名与出生年份的朝鲜时代号牌文物(2010年拍摄) · Eggmoon · CC BY-SA 3.0 · 维基共享资源

从1354年高丽恭愍王与1413年太宗时黄士厚的建议看实施与废止的反复

号牌原本是起源于元朝的制度。韩文维基百科载有一种说法,称1354年(高丽恭愍王3年)曾模仿元朝制度,仅对水陆军丁实施,但未能顺利推行。相反,《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事典》认为其在高丽末期的渊源始于1391年,并记载如下:“其渊源始于高丽末期1391年(恭让王3年),当时根据都评议使司的启请,令军丁佩戴此牌。这是参酌了元朝的制度。”都评议使司是高丽后期的最高政务机构,军丁则是指负有军役义务的壮丁。

高丽时期仅用于军丁的这项制度,进入朝鲜王朝后扩大为全国性户籍法的辅助手段。《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事典》对太宗时期的引入过程记载如下:“到了1413年(太宗13年)9月,采纳前仁宁府尹黄士厚的建议,先行制定《号牌事目》,并据此实施。”《号牌事目》是记载号牌运作细则的规定集。据英文维基百科记载,制定号牌法的教旨将控制人口流动列为主要原因。但随着新户籍编制完成,加上平民持续抵制,该制度在实施仅3年后的1416年便被废止。

此后,每当管控需求上升,号牌制便反复经历恢复与废止。英文维基百科记载,在平定获得流民支持的咸吉道李澄玉之乱后,世祖为控制人口流动,于1458年恢复了号牌制。同一资料一方面记述此次恢复维持了12年,另一方面又列出了多次重新实施与废止的年份。据其记载,该制度曾于1459年、1469年、1536年、1610年、1626年、1675年重新实施,并于1416年、1461年、1469年、1550年、1612年、1627年废止。《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事典》指出,当时百姓四处漂泊的流亡现象并未减少。加上良人担心沉重的国役负担而逃避领取号牌,这项制度才屡屡中断。

将两份资料的记载结合起来看,便能明白号牌制为何难以扎根。随着佩戴范围从高丽的军丁扩大到朝鲜的全国男性,百姓感受到的负担也随之加重。可以说,国家越是为阻止人口流动而强制佩戴号牌,百姓就越是为了逃避国役而抵制,从而导致制度不断重复停摆与重启。

从世祖时期的僧人号牌制与号牌厅到肃宗时期纸牌的防伪对策

百姓之所以抗拒领取号牌,是因为领取号牌会成为登记军籍和征发国役的依据。据韩文维基百科记载,一旦领到号牌,就会被记入户籍和军籍,可能被抽调为军丁或承担国役。为了逃避这种负担,普通百姓自愿投身为两班奴婢的现象日益增多。同时,伪造号牌或与他人调换佩戴等伪造、交换违法行为不断增加,加剧了国家层面的混乱。

假扮僧侣以逃避赋役的现象也接连不断。《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事典》对世祖时期的对策记载如下:“另一方面,自1461年(世祖7年)起实施了僧人号牌制。僧人号牌制是世祖的护佛策,旨在防止伪装成僧形的有役人及公私贱避役,并让没有度牒的僧侣在完成一定国役后获发度牒和号牌。”这里的“僧形”指僧侣的装束,“有役人”指负有服役义务的人。“公私贱”指官府和私人的奴婢,“避役”指逃避赋役的行为,“度牒”则是国家发放的僧侣许可证。

为了防止伪造,朝廷甚至调整了处罚规定、行政机构乃至牌子的材质。据韩文维基百科记载,朝廷制定了将号牌伪造者处以极刑、对未佩戴者严加惩处的法律。此外,世祖时期设立了专门机构“号牌厅”负责相关事务,肃宗时期还引入了便于携带和保管的纸质“纸牌”。这表明,当百姓纷纷隐入奴婢或僧侣行列以逃避国役时,国家也接连推出僧人号牌制、号牌厅和纸牌,试图填补管控网络的漏洞。

国立中央博物馆展出的朝鲜时代法典《经国大典》卷2与卷3展开页面
国立中央博物馆馆藏1661年刊行的《经国大典》卷2、卷3正文(2016年拍摄) · 猫猫的日记本 · CC BY-SA 4.0 · 维基共享资源

《续大典》中制书有违律与徒刑规定所体现的处罚力度

朝鲜后期的法典《续大典》载有惩治号牌相关违法行为的具体刑罚标准。韩文维基百科如下引用了该条款:“根据《续大典》的规定,不佩戴号牌者适用‘制书有违律’,出借号牌者处杖100、徒刑3年,本人去世时须将号牌交还官府。”这一规定将佩戴义务、禁止出借和死后交还纳入了同一个法律体系。

解析条文中的法律术语,就能看出处罚力度有多高。对未佩戴者适用的“制书有违律”,是惩治违抗君王命令书之罪的法律条款。这意味着不佩戴号牌的行为并非单纯的行政差错,而是被当作违抗王命的犯罪来处理。此外,对于把牌子借给他人的人,则会处以杖责100下的“杖100”,以及服劳役3年的“徒刑”。

规定本人去世后须向官府交还号牌,也可理解为是为了防止死者的号牌留在民间,被他人借用或涂改冒用。《续大典》用严密的刑罚对未佩戴、出借、伪造乃至死后交还作出了全面规定。这些记载表明,号牌并非个人物品,而是国家强加给百姓的国役账簿的一部分。

1594年武科及第者柳珩的象牙号牌与3件教旨类文书

高级官僚在象牙号牌上仅刻写简略个人信息的做法,其记载项目因实施时期而异,并可通过朝鲜中期的实物文物得到证实。国家遗产厅的国家遗产门户网站所收录的朝鲜武臣柳珩(1566~1615)号牌便是例证。柳珩本贯晋州柳氏,字士温,号石潭,死后获赐谥号忠景。他在壬辰倭乱时期曾与义兵长金千镒在江华岛立功,并于1594年(宣祖27年)武科及第。丁酉再乱时,他辅佐李舜臣,并在露梁海战中代替阵亡的李舜臣指挥战斗,凭此功绩于1602年(宣祖35年)被任命为三道水军统制使。

柳珩历任多个道的兵马节度使,于1615年(光海君7年)在黄海道兵马节度使任上去世。他死后于1796年(正祖20年)获赐谥号“忠景”,并于1802年(纯祖2年)被追赠为领议政。国家遗产厅的国家遗产门户网站对他的号牌作了如下说明:“柳珩将军号牌是在象牙上阴刻‘柳珩丙寅生甲午武科’字样的形制,上端中央刻有姓名‘柳珩’,上端右侧刻有表示生年的‘丙寅生’,左侧刻有‘甲午武科’,表明其于1594年武科及第。”这里的“阴刻”是指在表面将文字凹陷雕刻出来的技法。

这枚象牙号牌与君王颁发的3件教旨类文书一同流传下来。号牌表面镌刻的文字,只有代表姓名、生年和武科及第的9个字。前面看到的平民与奴婢木牌密密麻麻地写着面色、有无胡须乃至身高,而柳珩的象牙号牌上却完全没有身体特征记录。这以实物证明,高级两班官僚的号牌并非用于仔细核对身体特征,而更接近于彰显科举及第与身份的标志。

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的三件朝鲜后期象牙号牌与木号牌
美国华盛顿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朝鲜象牙及木制号牌(2015年拍摄) · Daderot · Public domain · 维基共享资源

与明朝尚宝司朝参牙牌及清朝内务府腰牌的比较

腰间佩戴牌子以证明身份的制度,在中国历代王朝也被广泛使用。据中文维基百科“腰牌”条目记载,东亚古代官吏腰间佩戴的腰牌刻有姓名与职务,起着出入宫廷或军营时接受查验的通行证作用。其材质采用木、铜、象牙,由象牙制成的“牙牌”也是腰牌的一种。明朝官吏主要使用的腰牌,是由尚宝司编制册籍并发放的长方形牙牌。这种上方呈圆拱形并刻有如意云纹的“朝参牙牌”,仅供身为中央官员的京官持有,地方官并不持有。

明朝锦衣卫官员的朝参牙牌上,并未刻写个人姓名或年月日。正面刻有“锦衣卫”三字,以及“右千户所百户”之类的官职名称。左侧面刻有“武字”系列的编号,如“武字第2,991号”(武字二千九百九十一号,武字貳仟玖佰玖拾壹號)之类的字号,背面则刻有使用守则。中文维基百科记载的背面原文为:“朝參官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出京不用。”意思是上朝官员必须佩戴此牌,未持有者及出借、借用者均要受罚,且在京城以外不使用。由于牌上没有个人姓名,官员调职、退职或去世时须将其交还,由官府收回并供新上任的京官重复使用。

清朝的宫中腰牌最早见于清太宗皇太极(洪台吉)时期的记录。据中文维基百科记载,这种牌子是宫内工作人员的身份凭证,上面写有所属衙门、编号、年龄、相貌特征和发放年代。腰牌仅限在宫内使用,由内务府主管,每年向内务府及各部院衙门发放约7,000~8,000面。

将朝鲜号牌与明清两代的牌子逐项比较,可以看出三点差异。第一,明朝的朝参牙牌仅供中央京官佩戴,清朝的宫中腰牌仅供宫内工作人员佩戴;而朝鲜的号牌则由16岁以上的所有男子佩戴。第二,明朝牙牌不刻个人姓名,只刻官职,交还后重复使用;朝鲜号牌则刻有个人姓名、生年,并根据身份刻写身体特征,归个人专属。第三,明清的牌子是出入京城与宫廷的通行证,而朝鲜的号牌则是用于掌握全国户口、征发国役的国家账簿。

《世宗实录》与《成宗实录》记载的260年间仅实施18年及1~2成的局限

让全国男性佩戴号牌以管理国役的计划,在实际执行中遇到了巨大局限。《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事典》根据实录记载,将实际实施结果总结如下:“从号牌制首次实施的1413年(太宗13年),到开始持续实施的1675年(肃宗1年),在这260余年间仅实施了18年。而且即便如此,据《世宗实录》记载,领取号牌的人仅占总人口的1、2成;《成宗实录》则记载,在领取号牌的人当中,实际承担国役的良人不过1、2成。”

英文维基百科也指出,在260年间,实际实施时间仅有18年。实录中提到的1~2成,换算成比例就是指总体的10~20%。这意味着自太宗时期引入该制度起,直到肃宗初年的两个半世纪里,号牌法真正发挥作用的年份加起来只有18年。

《世宗实录》与《成宗实录》中的这一数据,展现出法典规定与现实行政能力之间的差距。所谓16岁以上所有男子均佩戴号牌的说法,只是法令设定的目标,与实际情况存在距离。《世宗实录》中的1~2成(10~20%)是以总人口为基数,仅统计16岁以上男性领取者得出的比例,因此掺杂了人口结构的影响。而《成宗实录》中的1~2成(10~20%),则是指在号牌领取者中实际承担国役的良人比例。虽然两处记载的统计基数和时期各不相同,但仍可推测,前文提到的百姓流亡、避役与伪造行为,同样是动摇国家管控网络的因素。

朝鲜不同身份号牌与明朝朝参牙牌、清朝宫中腰牌比较
类别佩戴对象与材质主要记载事项主管官署与运作方式
朝鲜高级官僚号牌2品以上高级两班官僚(象牙材质)官职、姓名(柳珩号牌记录姓名、生年、武科及第)在汉城府、观察使、守令管辖下,2品以上及三司官员由官府制作发放,去世时交还
朝鲜庶人、奴婢号牌16岁以上普通平民(小木牌)与奴婢(大木牌)庶人补充记录面色、有无胡须,奴婢记录主人、年龄、居住地、面色、身高、有无胡须由本人自行制作,与单子核对后由官府盖上烙印发放,去世时交还
明朝朝参牙牌仅供身为中央官员的京官持有,地方官不持有(象牙材质)所属机构、官职名称、专属字号、使用注意事项(不记载个人姓名与年月日)由尚宝司编制册籍并发放,调职、退职、去世时收回并重复使用
清朝宫中腰牌宫内工作及执行公务人员(仅限宫内使用)所属衙门、编号、年龄、相貌特征、发放年代由内务府主管,每年发放约7,000~8,000面
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展出的《朝鲜王朝实录·定宗大王实录》与保存木匣
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展出的《朝鲜王朝实录》(《定宗大王实录》卷3)与木制保存匣(2013年拍摄) · Salamander724 · Public domain · 维基共享资源

一枚小牌上交叠的身份社会规范与生活痕迹

一枚长3寸7分的号牌,蕴含着朝鲜社会将人分门别类的目光。武臣柳珩象牙牌上所刻9个字的简练,与奴婢木牌上所写面色、胡须、身高的密密麻麻,展现出不同身份背负的生活重量差异。此外,明朝的朝参牙牌只刻官职并循环使用,朝鲜却将姓名及不同身份的身体特征都刻入牌中。这种方式表明,号牌超越了宫廷通行证的范畴,是将百姓捆绑在户籍与军籍上的工具。

与此同时,严厉的处罚条款与实录所载1~2成(10~20%)的领取率之间存在落差,令人反思法律与现实的脱节。这项在260余年间仅实施了18年的制度,自1675年肃宗时期起进入持续实施阶段,甚至出现了纸质的纸牌,百姓的日常生活又随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仔细观察博物馆里小小号牌的材质与文字布局,将成为我们直面古代人在国家管控网中生活痕迹的起点。